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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真话的钟南山:从SARS到雾霾、医生违规创收、儿科医生荒、

2019-11-06 14:23:14 阅读量:1888 作责:匿名

从新中国成立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创造了70年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奇迹背后,中国经历了无数的波折,付出了血与泪的代价。当然,它也贡献了惊人的智慧和勇气。在新书《奋进时代: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我们选择了几十位在新中国70年复兴之路上值得纪念的人来回顾中国人民70年的奋斗历程。

本文发表在2019年《三联生活周刊》第39期,原标题为“钟南山:说实话”。严禁未经许可转载,侵权行为必须受到起诉。

温/王梓霏

多种身份的医生、科学家、知识分子、委员和代表钟南山坚持一个共同的原则:实事求是,讲真话。

82岁的钟南山一直坚持一件事,那就是周四下午去诊所。这一天,许多人来看医生。诊所、等候区甚至走廊都挤满了来看医生的人。只有坐在诊所里,被钟南山的头围着,如NPC代表、CPPCC委员、有突出贡献的国家专家、国家卫生系统的最高荣誉、“白求恩奖章”获得者等名字和头衔才能一个个被剥去。钟南山这里只有看病的医生。他重视自己的医德,认为最重要的是挽救病人的生命。

钟南山出生在一个医学家庭。他的父亲钟樊氏是儿科专家。他在70岁时写了一本儿科书籍《儿科疾病的鉴别诊断》,有50多万字,患有多种疾病,几乎失明。她的母亲廖秦越曾是广州肿瘤医院的副院长和护理专家。钟南山和父母一起在医院长大,他听到并目睹了父母对病人的态度。他发现两者的喜怒哀乐与病人的病情密切相关。他们不想看到的是,经过艰苦的工作,病人的状况没有改善。“那时,我觉得当医生能为他人解决问题时,他们会受到社会的尊重。”钟南山在采访中曾经说过。

成为一名医生是钟南山的愿望。1955年,钟南山被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医学系录取,但当时的社会形势使他毕业后有10年远离医生这个职业。由于父母的身份,钟南山被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后代”的标签。从1960年到1970年,他在学校担任顾问,在放射医学教学和研究部门工作,后来去了农村,在校报做工人和编辑。直到1971年,他才从北京回到广州,进入当时的广州第四人民医院。

钟南山回到广州,已经35岁了。医学是一门强调经验的学科。除了三年半的大学学习,钟南山在这个领域没有优势。他被分配到最基本的急诊室。不久,他犯了一个错误。一名患者因消化道出血被送往急诊室,但钟南山诊断另一名患者为结核病,并主动将患者送往结核病防治中心。这一事件使钟南山成为医院指责的对象。“连咳血和吐血都分不清。我应该是什么样的医生,我应该是什么样的急诊科?”

受此刺激,钟南山开始努力工作,跟随医院的医生学习诊断和治疗。他晚上会回家继续做作业。当时的同事们还记得,在两三个月内,粗壮的钟南山就小了一码。起初,他有一个圆头,脸颊丰满,脸上带着微笑。现在,颧骨显示出严肃的面孔。有些人甚至怀疑他是否有健康问题。但是八个月后,同事们发现钟南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外表,而且“和主治医生一样能干”。

1974年,钟南山被调到慢性支气管炎防治小组。当时,对中国6000多万人的普查显示,慢性支气管炎的患病率为3.82%。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总理向医疗部门发出呼吁,要求广大医务工作者做好预防和治疗工作。钟南山注重调查研究。他和他的同事去了乡下,一大早就起床了。钟南山骑着自行车,他的同事坐在后面,拿着农民的痰——这是他们研究过的标本。钟南山转身对他的同事说:“你必须把痰拿走,誓死捍卫它。”

广州呼吸系统疾病研究所成立于1979年。一位同事刚到,发现这个地方不同于医院的其他地方。其他人只注意医疗,他们的部门也负责研究。他们不断收到主题,并将分成许多研究分支。钟南山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说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成为一名医生,只是做手术或内科。“我不满意,人生一定有一些挑战,有挑战就会有理想。我是一名科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正在做研究。我不从事专业基础理论或专业医生。”

2003年,钟南山称之为“特殊的一年”:它遇到了许多未知的话题,没有规则可循。它必须每天工作几天,包括治疗问题、学术问题和国家计划的制定。“这原本是一周完成的工作,变成了一天完成。我的想法也很特别,从没有被认真对待甚至误解,到成为关注的对象甚至公众批评的对象。”

引发这种“特殊”性质的是非典的爆发,当时钟南山67岁。2002年底,非典病例首次出现在广州。12月22日,钟南山遇到了第一个从广东河源市转移到钟南山所在医院的非典病人。症状有些奇怪:持续高烧、干咳、双肺炎症弥散性渗出和阴影占据整个肺。两天后,河源传来消息,在当地医院治疗患者的8名医务人员都感染了该病,症状与患者相同。

2003年1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流行病学家曾光和卫生部的一组专家前往广东进行调查。他们发现非典只有在非常接近和有临床症状时才能传播的特点。但是那时,每个人都忙于寻找和确认病原体,没有人关心公共卫生专家的分析。曾光说,当他们的声音被听到时,最好的预防和控制时期已经过去了。直到2003年2月,“非典”才在广州爆发。钟南山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种疾病会如此严重,传播如此之快。

“非典”病毒不可避免地开始从广州传播。北京的第一例病例于2003年3月5日发现。随后,16名医生和护士参与救援,13人被感染。曾光说,在他给北京领导人的报告中,他反复强调了切断传染源和保护弱势群体的重要性。然而,很少有官员了解公共卫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某省省长告诉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王陇德,直到非典过后,他才知道疾控中心在做什么,这一点值得关注。

事实上,直到2003年4月14日,北京确诊的非典患者人数仍被描述为只有37人——当时,为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疾病信息必须自下而上地报告,因为一些地方官员担心这些数字会影响他们自己的成就,并会掩盖病例数量。“非典”过后,钟南山曾将“非典”与1988年上海丙型肝炎的爆发相提并论,但也未能引起全国的关注。这与“增加这些事情的透明度并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将影响国家形象”的错误信念有关,因此当时的总体意识仍然希望蒙混过关。

2003年4月13日,北京召开非典新闻发布会,钟南山应邀出席。当记者问“疫情得到控制了吗”,钟南山忍不住问道。他对媒体说:“现在病原体未知,如何预防它不清楚,如何治疗它不是很好,这种疾病仍然会传染,我们怎么能说它已经得到控制?充其量,我们称之为遏制,而不是控制!甚至对医务人员的保护也没有到位。”这一幕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从那以后,非典的真相逐渐向公众披露。

根据4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北京已确诊339名非典患者。为了查明这些数据,有关部门不得不逐一检查北京175家二级以上医院,以查明北京所有医院收治的病例。4月20日,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和北京市委副书记孟学农因防治非典不力而被免职。同一天,北京确诊和疑似非典病例的数量比前一天翻了一番。在混乱和恐惧中,人们想起了钟南山的名字。也因为非典,钟南山在公共领域更广为人知。

同年,钟南山被温家宝总理提名参加“中国-东盟领导人非典特别会议”。今年,作为一线医学研究者,他去了16个国家和地区解释中国对非典的反应。只要有机会,他就会主动发表演讲,实事求是地告诉外国专家和媒体中国的情况,告诉他们中国政府是如何做到的,采取了什么措施,取得了什么成果。这种方法已经得到许多外国学者的认可。

这使得钟南山成为中国的一扇窗户,也是推动中国公共卫生建设的一面旗帜。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胡永华教授曾在一次采访中说:“非典是一场灾难,但它也是赢得中国公共卫生发展的一个机会。它就像一面镜子,反映了许多长期被忽视的公共健康问题。”

在非典之前,中国没有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计划,也没有识别和分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标准,更不用说相应的应急指挥系统、分级负责制和岗位责任制。此外,政府在信息发布、新闻传播、多部门协调、社会动员和实施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控制措施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定。

2003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被认为是“公共卫生的转折点”。随后,各部委相继发布应急预案。除了重大传染病流行、中毒事件、环境污染和核泄漏等公共卫生事件外,还涉及洪水、地震和台风等各种自然灾害,以及铁路、民航、电力、银行和煤矿等领域的重大事故。2007年8月,国家颁布了《应急法》。

此外,非典过后,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建设,各地公共卫生投资增加了数十倍甚至数百倍,信息报告和发布系统得到了完善。H7n9(禽流感)在2013年爆发。h7n9病毒被分离两天后,中国政府正式向公众公布了疫情信息,并通知了世界卫生组织。随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集中发布了一系列预防、控制和治疗方案,为防疫和控制提供了系统和全面的规范和指导。非典后建立的公共卫生体系经受住了考验。

非典过后,钟南山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他敢于说出真相的风格没有改变。这一特点使他成为“两会”期间媒体的目标。他将对记者提出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每一句话几乎都会引起广泛的讨论。在2013年的全国“两会”上,他说“烟雾与肺癌有很大关系”。2015年,他还痛斥一些公立医院的医生不尊重医学道德,非法使用心脏支架来创收。他举例说,“广东一家医院的心导管医生为病人做了冠状动脉造影。起初,问题并不严重,但最后还是放了五个支架。”

“我有一种感觉,我喜欢和某人打架。我总觉得无论我去哪里,我都不太受欢迎。”

钟南山说,他一直记得高中时有一位老师对他说:“一个人不仅要生活在现实中,还要生活在理想中。如果人们没有理想,他们会非常认真地对待身边的事情,并且仍然会很痛苦。但是,如果有一个理想,即使周围有不愉快的事情,与一个人自己的抱负相比,它也是非常小的。”他也不喜欢那些不喜欢说话的同伴,即使他们喜欢说话,他们看起来也很无趣。在某年的“两会”上,他终于忍不住开口了:“现在大家的发言,八分钟是肯定和表扬,两分钟是自我表扬,最后一分钟是提问,也是鼓掌。我一直在想,他们鼓出了什么?”

在钟南山的办公室里,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信,但许多都与他的专业无关。钟南山会尽最大努力回复这封信或者帮助把它转到适当的部门。钟南山在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员和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每年准备3至4项提案。这些建议都是他在调查和理解的基础上提出的。例如,他对儿科“医生短缺”的理解不仅基于他对外部世界的基本认知。他仔细研究了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寄给他的研究资料,也在医院做过研究。“那时候它为什么丢了?社会价值和尊重并不反映儿科医生的辛勤工作。”

钟南山说他只是觉得在一定的位置上,事情应该做好。他告诉媒体他对CPPCC议员和NPC议员两种身份的理解。他说,CPPCC委员反映了群众的思想和声音,以及在具体执行政府政策中存在哪些问题和偏差。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一个阶级和一个地区的群众。因此,他应该收集更多的信息,了解人们关心的问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PCC)的成员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们都试图为政府提出建议。

到目前为止,钟南山认为,他在2006年“两会”上的责任已经成为调查前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的导火索。会上,钟南山在第一句话中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领导来了吗?”他随后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止一种药物的现象如此严重?例如,罗红霉素有34个品牌,价格从3元到30元以上不等。每年10,000多种新药是如何获得批准的?2006年底,郑筱萸因涉嫌受贿被“拘留”,第二年被判处死刑。

非典过后,钟南山说他在讲话中实际上更加谨慎。“因为有时候有些话会被媒体或者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引用,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因此,我会更多地思考一些疾病和问题。我过去常常说出我的想法,但我想得不多。然而,总的来说,大多数情况都是好的,尤其是那些我认为非常确定的情况。大声说出来,让相关人员,特别是病人,通过媒体知道是非常有益的。我仍然钦佩这一点,因为对人们来说,最珍贵的是说出他们的心声。不是所有人都是对的。你是否批评他们并不重要,但激励人们思考并实现他们的目标是件好事。”

(参考书目:《钟南山传》)